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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推崇和供奉賀知章，那是世人的膚淺無知而已

而我們的目標並不是成為網路上真假訊息的『仲裁者』，而是『避免』這些訊息所造成的傷害，我們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非常努力。當晚官方也正式消息確認Jack Dorsey已卸任，並將由技術長Parag Agrawal接任執行長。

去中心化的社群媒體平台Bluesky將開放每個網路（或成員）自行管理，而無需一家公司或組織需要隨時把關平台上面的發言與內容。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也因為Twitter本身就是一個網路社群媒體，因此Agrawal的決定對於公司政策及走向相當重要，尤其是對於資安相關的問題，至今也處理得很好。近年來Twitter成長的速度飛快，Parag Agrawal功不可沒。而在接任執行長之後，Agrawal要將這社群媒體龍頭之一帶往何處相信投資人都相當關注，尤其是在該消息一傳出，Twitter股價就開始大漲，甚至直接導致暫停交易。

不過可想而知，繼任者接下來得面對Twitter在2023年底前要達到3.15億每日活躍使用者，並且達到兩倍年營收（2020年營收為37.6億美元）的高標瑞典極右政黨預算案過關受鼓舞，為政局增添變數 瑞典在野黨團預算案24日通過，主導預算案的極右政黨瑞典民主黨大受鼓舞，預計在國會與明年大選取得更多談判籌碼與主導權，為選舉前後的政局增添更多變數。現在至少還沒到在台海和美國非打一仗的地步。

北京當然意識到在「台灣紅線」問題上的言行不一，給中國自身帶來的麻煩和後果，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民眾對北京到底有多大決心在台灣問題上捍衛中國的利益是懷疑的，對北京「光說不練」失望與不滿，將北京的行為拿來和莫斯科對比。後者在領土問題上很少像中國官方那樣說狠話，但來真的，敢以保護俄羅斯人為藉口，直接派兵把屬於烏克蘭的領土奪過來，即使為此受到西方的制裁，而北京缺少這種魄力。對美台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紅線的挑戰，習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否則言無而信紅線的威懾力就蕩然無存。在北京準備好能夠承受最大的代價前，習無疑也不希望因要懲罰外部的挑釁而導致一些不測事件，特別是軍事衝突。

今（2021）年以來，美台在台灣問題上發出的一系列在北京看來是「挑釁」的舉動，未必沒有試探中國紅線的用意。然而，習近平確實沒有像普亭（Vladimir Putin）那樣逞蠻勇之氣，甚至也不像他的前前任江澤民，用試射飛彈的方式對待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來對待蔡英文的兩國論和美國不斷打台灣牌。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中國喜歡在台灣問題上為台灣和支持台灣的西方國家劃紅線，但從來不向外界清晰表達紅線的具體內容，只是一味強調觸碰紅線會有多嚴重後果。有鑑於中立經貿聯繫不密切，地理上又相距遙遠，中國除了斷交能夠懲罰立國的手段確實有限，可北京既然已發這種威脅，也不是完全沒有效果。「斷然措施」的含義 但是，習也不願外界包括中國民眾因此視他為軟弱。眼下，中國的整體國力雖然仍在增強（對這一點的判斷其實有歧義），特別是軍事實力有了長足進展，甚至某些方面超過了美國，比如超高音速武器和中程導彈，但中美畢竟還存在相當的差距，中國跟整個西方的差距就更大。

外部的挑釁中國無法做到完全掌控，但北京的反制他可以控制諷刺地，在六中全會召開前的10月中旬，習近平曾在北京中央人大工作會議大談「民主經」，頌揚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甚至是「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全新政治制度」。但這也不代表，影響中國歷代權力更迭的四類人，必然是民主的力量。民主真正的核心內涵是「權力制衡」，最早源自於西方貴族對權力者（國王）的反抗。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影響中國朝代更迭的四類人 綜觀中國朝代更迭史，必須端視四類群體和皇帝的權力爭奪：皇親國戚、帝國朝臣、軍事力量、知識分子。而是這四類群體常是變相制衡皇帝或和皇室權力分庭抗禮的潛在權力者。

恆大地產集團董事長許家印曾言，「我和恆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就是獨裁政權戕害自由市場的最佳詮釋。若從權力制衡的角度檢視胡錦濤時代，雖然中共屬於威權體制。

但在習近平治理下，這個原本可以拿到檯面上爭辯的課題，早已消失在公眾圈。常委之間不再是平起平坐，更像是「一超六強」。這份決議的重點在於「歷史經驗」，而非「歷史問題」，重點在於總結過去的經驗，從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環節，提出改進措施，以制度調整入手，而非掀起毛、鄧所發起的兩份歷史問題決議的「路線鬥爭」。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黨史以來第三份歷史決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改革了法律和司法，限制了國王及王室官員的行為。針對知識界，2013年中共推出的「七不講」文件，要求大學教師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就是從思想上消除知識分子及受教育者的反抗意識。

中國人民對於皇帝的抗爭，都未轉換成支撐民主的力量。然而，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原有的黨內權力制衡機制、言論空間已被摧毀殆盡，連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也呈現不均。

最後，整肅不聽話的皇親國戚，例如：對「紅二代」開刀、處理王岐山身邊的人和家產。在官員朝臣部分，習近平透過中紀委的反貪腐名義，大肆整頓和肅清官員，甚至對周永康的「雙開」、判刑，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慣例。

英國的早期民主發跡於貴族的權力擴張和對國王的反抗。習近平用高舉中國民主經重重打臉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也不會是中國選擇的道路。

例如，1215年的《大憲章》確立一些英國貴族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亦保障了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為了嚴加控制上述四類人，習近平上任後，一開始就從軍隊著手，進行軍事改革，如：軍區改戰區、大幅調動戰區司令員、指揮體制的大變革、消滅軍隊的創收權。但這不代表，中共的獨裁體制可以永續下去。中共黨內已無人能把習近平這位最大權力者關進權力籠子裡。

但也代表著，中共在政治改革上注定難以往前邁進，甚至往後倒退。文：林琮盛（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於11月11日正式落幕。

「集權」成為習近平上任後的重要特徵。當時，無論是新聞輿論或知識界，中國的言論市場也相較於現在寬鬆許多，對於不同意見的表達遠比習近平時代更為包容。

在中國，市場力量是臣服於黨國體制之下。諷刺的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正是習近平幾年前肅貪、整頓官吏的口號。

但在「九龍治水」、弱勢領導的制約下，中共高層彼此之間存在著強力的抗衡。隨著中共新歷史決議的拍板定案，習近平已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無人可撼動。富裕者在政治壓力下，必須被迫捐出私有財產，造成生產者或中高階族群降低創新、創富的誘因，但他們也不會去抵抗黨國威權體制，只會默默地轉移財產，或透過利益輸送，進行特許權的買賣。在西方民主國家，「自由化市場」是抵抗國家權力箝制社會的制衡機制。

國王最終讓步妥協，透過簽署協議，進而分享權力。例如，「共同富裕」政策宛如另一種當權者侵犯私有財產制的體現。

胡錦濤時代，中國輿論圈和官員還曾公開討論過「國進民退」的問題。但當時這些政治權利並未涵蓋普羅大眾（自由人），而是掌握在貴族、資本家和教會的手中。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中國自由市場力量現疲弱 除了高層政治外，在習近平時代，中國自由市場的經濟力量更加疲弱。另，私有財產無法獲得保障，更造成市場自由和民主化沒法推進。